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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文宗”劉克莊的宦海人生

            □林祖泉

      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福建興化軍人劉克莊因是南宋江湖詩派的領袖而著名,宋理宗稱贊其“文名久著,史學尤精”,時人稱他為“一代文宗”。

      劉克莊(1187-1269年),小名鎮,學名灼,字潛夫,號后村居士,興化軍莆田縣城北后村(今屬荔城區)人。“少有異質,日誦萬言,為文立就”。 “幼穎異,出語驚人,書過目輒成誦,為文未嘗起草,弱冠以詞賦魁”。

      他生書香門第,長官宦之家。劉氏家族顯赫,人才輩出。正如《后村大全集》所云:“劉氏自兩翁(劉夙、劉朔)起家,三世登科第者八人(劉夙、劉朔、劉彌正、劉起晦、劉起世、劉宬、劉希仁、劉希道),五入館(劉夙、劉朔、劉彌正、劉克莊、劉希仁),一持橐(劉彌邵)。”

      宦海沉浮

      劉克莊一生經歷了孝宗、光宗、寧宗、理宗、度宗五朝,任過地方官,也任過朝官。雖宦海沉浮,六起六落,但他對祖國命運的關切,對民族前途的憂慮,對國土淪喪的悲憤以及對百姓疾苦的申訴,卻始終癡心不改,至老不衰。

      嘉定二年(1209年),后村以郊恩補將仕郎,調靖安簿。嘉定九年(1216年)春,他赴真州任錄事參軍。次年二月,被江淮制置使李玨召入幕僚。當時正是南宋王朝與金國兩度簽訂和約,遭受屈辱,而蒙古貴族崛起于漠北,野心勃勃,企圖攻金謀宋的年代。可是朝廷的統治者卻昏庸透頂,士大夫多沉醉于西湖歌舞,偏安一隅。劉克莊初入仕途,但早懷報國之心,有從軍立功壯志。因此,他指點關河,馳騁疆場,為帥司諸賢中的得力干員。

      然而,權重謀疏的制帥李玨卻沒能采納他“抽減極邊戍兵,使屯攻邊,以壯根本”的策略主張,貿然出擊,致使金兵圍困滁州,飲馬長江,遭受重大損失。為此,他等滁州圍解之后毅然辭幕歸里,獲準返回原籍“主南岳祠明道宮”。嘉定十二年(1219年)三月,劉克莊懷著報國無門的郁悶心情悵然離去。

      多年以后,他仍為壯志未酬而耿耿與懷,每念及此尤感慨萬千。正如他在《賀新郎·實之三和有憂邊之語,走筆答之》中所寫道:“同脈微如縷,問長纓何時入手,縛住戎主?”拳拳報國之心溢于言表。

      寶慶元年(1225年),克莊以宣教郎知建陽縣。在任職的3年間,他體恤民情,政績優異,曾出現“司空訟少,吾民不識水旱” 的景象。然而,時值奸相史彌遠把持朝政,培植親信,羅織罪名排斥異己,大批賢臣志士有志難伸,甚至受到打擊迫害。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寶慶三年(1227年)九月,史彌遠黨羽李知孝、梁成大和莫澤以劉克莊《落梅》詩中有“東風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之句,誣陷其誚詆權相史彌遠,并“以謗訕摭其罪”。幸虧福建同鄉、簽書樞密院事鄭清之的竭力辯釋,謂文字不可罪人、明時不可殺士,才使他幸免于這場“文字獄”,但最終還是被罷官。這個未成立的冤案卻在此后一再被重新提起,使劉克莊屢起屢廢,仕途深受影響。

      當建陽百姓得知劉縣令要遣返鄉籍時,扶老攜幼涌上街頭,送者達數里。紹定六年(1233年)十月,奸相史彌遠病死,詩禁才解除。在家閑居的劉克莊高興之余作了一首《病后訪梅九絕》之一云:“夢得因桃卻左遷,長源為柳忤當權。幸然不識桃并柳,卻被梅花累十年。”以詩來表達自己因“詠梅獲罪”的憤慨。

      端平元年(1234年),理宗皇帝親政,重新起用真德秀等一大批曾遭受貶斥的官員。九月,劉克莊因老師真德秀的推薦,被授以宗正簿北上京城臨安為官,這是他第一次入朝。次年,劉克莊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侍右郎官。

      七月,在首次輪對中,面對皇上和滿朝文武官員,他慷慨陳詞:“服天下莫若公,今失之私;鎮天下莫若重,今失之輕。”同時,就“苕川之復”濟王竑招冤一案提出諫言。為此,劉克莊遭宰相魏了翁嫉恨,指使吳昌裔上疏彈劾,劉克莊再次被罷官,返回原籍主管玉局觀,是年他已50歲了。

      嘉熙元年(1237年)春,劉克莊重新起用,改知袁州。任上,他禮賢下士,寬以待民,頗有政聲,深受當地百姓的擁護。“公在郡,一以崇風化、肅綱紀、防故家、禮名賢為先務,因寬得眾,郡以最聞殿中”。可是僅數月,又被殿中侍御史蔣峴以“莫須有”的罪名對他進行彈劾,與邑人方大琮、王邁同日被罷官。

      對于袁州革職,劉克莊憤憤不平。他在《一剪梅·袁州解即》寫道:“陌上行人怪府公,還是詩窮,還是文窮。下車上馬太匆匆,來是春風,去是秋風。”詞人以自嘲的口氣敘述袁州任上兩袖清風,來去匆匆的經歷,同時抒發自己仕途坎坷的無奈與不公。罷官離任,仕途遭挫,本是宦海浮沉中令人不快之事,何況劉克莊此次是第三次被罷黜。但他這首罷官之作卻實在寫得瀟灑輕松。

      嘉熙三年(1239年),劉克莊擢江西提舉常平公事;同年改任廣東提舉常平公事。任職期間,他“一意訪求民瘼,澤物洗冤,效廣信貪守,黥南康黜胥皆有奧擾者,公論稱快”。次年,他升任廣東轉運使兼市舶使。在粵兩年時間,劉克莊“奉給例券,皆卻不受。買田二百畝,以贍仕于南而以喪歸者”。給那些身受不幸,經濟陷入困境的清廉官員以一定的經濟資助。為此,“南人刻石紀之”。然而沒有想到,御史金淵以“清望自擬,恃才自炫”為由,誣陷其沽名釣譽,不久再遭罷黜。

      淳佑六年(1246年)八月,理宗皇帝賞識他的才氣,特賜同進士出身,除秘書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崇政殿說書、暫兼中書舍人。十一月,權相史嵩之請歸祠服闕,也就是請求退休。理宗“御筆除職予祠,令克莊行詞”。史嵩之從嘉熙三年(1239年)為相,前后8年,上蒙蔽君主,下抑塞群臣,奸權誤國,實為大惡。

      劉克莊曾經彈劾過其誤國罪行,如今面對皇帝,依然剛正不阿,拒絕為史嵩之草制誥詞。他在上疏中說:“嵩之有無父之罪四,無君之罪七,舊相致仕,合有誥詞,今臣行嵩之之詞,未知為褒為貶。”盡管皇上再三規勸,但克莊還是堅持到底,始終不為其作制。結果可想而知,殿中侍御史章琰以“不合奏審,直實欺君”為理由,上疏彈劾,劉克莊第五次被罷官。

      淳佑十一年(1251年),劉克莊被召進京,先后任秘書監兼太常少卿,直學士院,兼崇政殿說書,史館同修撰,起居舍人和侍講。后來因為極力阻止史宇之擔任工部侍郎,被御史“鄭發疏褫職,寢新命,提舉明道宮”。

      景定元年(1260年),理宗重新起用劉克莊,歷任秘書監,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史館同修撰,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權工部尚書兼侍講。景定五年(1264年),劉克莊“除煥章閣學士,守本官致仕”。咸淳五年(1269年)正月二十九卒,年八十三,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定。

      一代文宗悲逝,百姓為之慟哭,不少士大夫和舊交不遠千里臨奠吊唁致哀。據史料記載,劉克莊卒后,“莆之士大夫皆揮淚以相吊,有方斂而往枕尸以哭者,有既殯而往拊棺以哭者,莫不盡哀。又數日,則泉南之南,閩北之北,吊唁往來,交馳于道。又數月,則四方交舊與凡得銘得序得跋得詩之友,不遠千百里而來。力不能來,亦以書至,蓋不知其幾。皆曰:斯文無所宗主矣,吾儕無所質正矣,后進無所定價矣。茫茫宇宙,人物何限,其能擅一世盛名,自少至老,使言詩者宗焉,言文者宗焉,言四六者宗焉。雖前乎耆舊后乎秀杰之士,亦莫不退遜而推先,卒至見知于人主者,古今能幾人哉!公雖得名得壽得祿,而愛公者猶以用公未盡為恨,是豈私所好耶!吁!若公者,可謂千載之士矣!” 由此可見,劉克莊在當時的巨大影響,也可看出其作為文化領袖的崇高地位。

      盡管劉克莊一生官途坎坷、屢遭挫折,但這不僅磨煉他的思想和意志,而且開拓他詩詞創作的廣闊天地。他給后人留下傳世之作《后村先生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其中詩四千五百余首,詞二百余闕,詩話四卷。

      江湖詩派

      南宋后期,詩壇上激昂悲壯的愛國聲音逐漸減弱,而吟風弄月、應酬贈答之作則日益流行。代表當時詩壇動向的,是所謂“永嘉四靈”和江湖詩派。

      “永嘉四靈”是指南宋紹熙年間(1190-1194年)永嘉地區的四位詩人:徐照,字靈暉;徐璣,字靈淵;趙師秀,字靈秀;翁卷,字靈舒。各人的字中都帶有一個“靈”字。他們不滿江西詩派的詩風,推重晚唐賈島和姚合的詩體,且以五律為主要詩體。雖然詩歌內容以抒發個人情感、吟詠田園為主,很少反映現實社會,

      但“四靈”的創作,為詩壇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氣,受到同時代一大批江湖詩人的推崇和效法。江湖詩人以杭州書商陳起刻印《江湖集》詩集而得名。在他的周圍,吸引了一批江湖詩人,進一步促進了江湖詩風的普及。而在江湖詩人不斷擴展活動規模之時,更出現了一位領袖人物——劉克莊。

      潛夫的詩初學晚唐,頗受“四靈”的影響,后傾向陸游,自成一家。在江湖詩人中,劉克莊不僅創作成就最高,而且還有著豐富而深刻的創作理論。他喜歡指導青年,獎掖后進,因而受到許多人的追隨。

      同時,他又不滿足于對“四靈”亦步亦趨,而是帶動一批江湖詩人,開拓創作領域,使得江湖詩風不斷得到深化。這樣,以“四靈”為先驅,以陳起為聲氣聯絡,以劉克莊為領袖的江湖詩派,便正式以一個群體的面目出現,成為南宋中后期詩壇的重要力量。

      江湖詩派是一個以江湖游士為主體的詩人群體。屬于這一詩派的江湖游士,則是由下層知識分子構成的社會階層。江湖詩派的出現既是一種文學現象,也是一種社會現象。據專家統計,“江湖詩派的成員,多達138人”。這樣一大批詩人,是在宋代的政治、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文化思想發生較大變化的背景中產生出來的一個特定的社會階層,在文化史上,也常被稱為江湖游士或江湖謁客。江湖詩人因社會地位低下、有不少生活惡習、詩格纖狹卑陋而遭后人所不齒,劉克莊又是江湖中人,且是江湖詩派的領袖。

      因為有這種因緣,所以人們的思維定勢是:只要是江湖派詩人,其成就必定不高。其實,劉潛夫的可貴之處就在于他能夠看出江湖詩派的局限,并以其理論對當時詩壇產生了相當的影響,有不少憂國愛民的作品傳世。

      同時,克莊有很多超越江湖派的地方。首先,他的社會地位遠不是江湖派詩人所能比肩的,他祖上幾代為官,他自己也是很早做地方官,后又長期做朝官,閱歷豐富,見識會大不一樣。其次,他沒有江湖派中人那些諸如乞討、投靠、要挾等生活惡習,這種不同取決于他與江湖派眾人的社會地位之懸殊。

      再次,他的詩歌風格無江湖詩惡習,在當時就以“建大將旗鼓語”著稱。即使有缺陷,也是后人所言稍顯粗豪,而非江湖之纖弱。第四,他的詩學思想中不少觀點是有意針對江湖派詩人的弊端而發。至于他的作品種類之豐富、文學思想之全面、文壇領袖地位之長久更是一般江湖詩人所沒有的。

      南宋最大的詩派是江湖派,宋代以前的任何詩派都沒有江湖派那樣龐大的作家隊伍,而且活動時間也很長,達半個多世紀。劉克莊作為江湖派的領袖和最有號召力的人物,和江湖派詩人一起帶來中國詩壇的變化:一是發展到江湖詩派時,中國詩歌創作才真正算走向普及化、作家身份下層化。以往詩壇雖也有少量平民詩人,但有地位的士大夫詩人居多。大量讀書人被淪為社會底層,在宋代末年是最為突出的。二是由以往詩歌的關心群體變為關心個體,由以往的關心天下到關心天下兼及關心自身,由關注政治變為關注個體生命,由關注身外變為關注內心世界,總之,由政教性變為文學性。

      劉克莊一生寫下4500多首詩,數量之多在宋代僅次于陸游。他的詩,最應引起注意的是那些不忘北宋故國,不忘收復失地的詩篇。他在世時,詩文就有很高的聲譽,正如江湖詩派另一重要詩人戴復古《寄劉潛夫》所云:“八斗文章用有余,數車聲譽滿江湖。”

      他去世后,洪天錫在《后村先生墓志銘》中寫道:“江湖士友,為四六及五七言,往往祖后村氏。于是前、后、續、新四集二百卷,流布海內,巋然為一代宗工。”清代閩人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贊道:“南宋人詩,放翁、誠齋、后村三家相當。”由此可見,劉克莊在南宋詩壇地位之重要。

      江湖詩禍

      宋代以文治國,重用士子,但同時對文人士子的思想控制卻非常嚴密。有宋一代,文禍迭起,300年間北宋有“烏臺詩案”,南宋又有“江湖詩禍”,這一樁文字獄牽進去不少人,其中就有南宋著名的詩詞大家劉克莊。

      劉克莊不僅名列江湖派,而且是這一詩派的重要人物。江湖詩派是宋代最大的一個詩歌流派,江湖詩人又大多數是政治上失意或沒有地位、浪跡江湖、隱遁山林的文人。從政治地位上說,劉克莊是很特別的。

      江湖詩禍的直接起因是濟王廢立之事。那是嘉定十七年(1224年)八月,宋寧宗病死,權臣史彌遠便偽造寧宗遺詔,“遂矯詔廢竑為濟王,立昀為皇子,即帝位”。為了說明趙昀即位的“合法性”,史彌遠宣稱:寧宗去世前,即已“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趙昀即位,是為宋理宗。

      寶慶元年(1225年)正月,“湖州盜潘壬、潘丙、潘甫謀立濟王竑,竑聞變,匿水竇中,盜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其身。……竑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率州兵誅賊。彌遠奏遣殿司將彭任討之,至則盜平,又遣其客秦天賜托宣醫治竑疾,諭旨逼竑死,尋詔貶為巴陵郡公”。

      史彌遠擅權廢立,謀害濟王的行徑,激起了朝臣的不滿和反對。濟王死后不久,真德秀、鄧若水、胡夢昱、魏了翁等人上奏指斥史彌遠。面對這種情況,史彌遠指使時人稱為“三兇”的言官李知孝、梁成大和莫澤對他們相繼進行彈劾,接著罷官,一時“名人賢士,排斥殆盡”。

      就在朝廷上下對史彌遠的一片討伐聲中,以及史彌遠大肆迫害富有正義感的朝臣之時,一部由杭州書商陳起編集刊刻的,反映早期江湖詩派創作成就的大型詩歌總集《江湖集》問世了。

      據羅大經《鶴林玉露》、周密《齊東野語》、方回《瀛奎律髓》等材料記載,這部集子中收有劉克莊《黃巢戰場》《落梅》二詩,曾極《春》詩,以及陳起的一首詩(或作敖陶孫詩),言官以為它們“指巴陵及史丞相”,“哀濟南邸而誚彌遠”,因此,曾極、陳起、敖陶孫等人或被流配,或被貶斥。劉克莊本來也逃脫不了“押歸聽讀”的命運,只是因為福建同鄉、簽書樞密院事鄭清之從中說情,才使他幸免于這場“文字獄”。

      其實,這一事件完全是個冤案,我們不妨看一下獲罪的《落梅》詩:“一片能教一斷腸,可勘平砌更堆墻。飄如遷客來過嶺,墜似騷人去赴湘。亂點莓苔多莫數,偶粘衣袖久猶香。東風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 這首詩,據方回說,寫于嘉定十三年(1220年),與發生在寶慶元年(1225年)的濟王之事根本沒有直接關系。言官李知孝等人的誣陷,完全是出于政治斗爭的需要,同時也有個人私怨的因素。

      據葉適的《故吏部侍郎劉公(彌正)墓志銘》記載,當開禧北伐之際,劉克莊父彌正“始入朝,兵禍起有萌。擅國者名使議鐵錢,實以邊事付之”。可見,劉彌正是開禧北伐的支持者,并受到韓侂胄的信任。后史彌遠矯詔誅韓,執掌朝政,韓的支持者自然要受到排斥。劉克莊雖然是新進晚輩,但由于這一層關系,史彌遠不免要將其視為異己。因此,他的活動引起了特別的注意,也是合乎情理的。然而,這個未能成立的冤案卻在此后的幾十年間,一直被重新提起,使詩禍的余波綿綿不絕,也使劉克莊的仕途深受影響,屢起屢廢。

      端平元年(1234年),劉克莊作《病后訪梅九絕》,第一首說:“夢得因桃卻左遷,長源為柳忤當權。幸然不識桃并柳,卻被梅花累十年。” 寶慶元年至端平元年,剛好十年。紹定元年(1228年),劉克莊解任建陽,次年通判潮洲,甫上任,李知孝與梁成大即指使御史趙至道“以嘲詠謗訕” 之罪名彈劾他,以此論罷,主管仙都觀。由此可見,史彌遠對寶慶元年劉克莊僥幸得免還是耿耿于懷的。一直到紹定六年(1233年)史彌遠病死,劉克莊都是郁郁不得志。所謂“累十年”,正是劉克莊的真實處境。

      嘉熙元年(1237年),因老師真德秀的推薦,劉克莊知袁州。這年六月,臨安大火,連燒民房50余家。朝野上下多人上書指出這場大火乃是濟王含冤所致。這顯然又觸動最高統治者的那根最敏感的神經。于是,侍御史蔣峴以“鼓煽異論”的罪名,彈劾劉克莊等人,結果又遭罷職。15年后,又有人重提梅花的舊話,攻擊劉克莊。

      淳佑十一年(1251年)十月,劉克莊遷起居舍人兼侍講。在向理宗皇帝講故事時,他歷敘抗蒙戰爭的歷史教訓,認為必須先求固本,不可輕率用兵。這一見解,被言官鄭發說成有畏敵意,因而受到外放的處分。鄭發論劉克莊觀望畏進,是非曲直姑且不論,但他在彈劾劉克莊之時,偏偏又指出梅花舊話。即使劉克莊在《落梅》一詩中真有“哀濟邸”之意,也與抗蒙之事毫無關系。鄭發將二事并提,無非是想告訴宋理宗,劉克莊這個人并不忠誠。歷史無情,20多年后,江湖詩禍的余波仍在,這也是一代文宗劉克莊所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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