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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找抗日英烈雷光熙的“丟失”時光

      □福建日報通訊員 林劍冰/文 雷美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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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姚前方村戰斗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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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雷光熙(右一)一同戰斗的革命者的合影。

      莆田早期革命者合影。

      “爺爺到底是哪一年在戰場犧牲的?在哪里犧牲?”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這兩個問題一直困擾著雷美蓮。

      雷美蓮的爺爺名叫雷光熙,1917年出生于莆田縣常太鄉外坑村,畬族人,是閩中三年游擊戰爭的風云人物,也是閩中游擊隊北上抗日的骨干成員。雷美蓮長期從事莆田地方黨史工作,但是,對爺爺的犧牲之謎,卻始終沒有找到答案。

      曾經與雷光熙一起北上抗日的楊采衡在回憶錄里說道,雷光熙于1941年在南京瓜州渡口被偽軍所捕,并被殺害于獄中。但在國家民政部發給雷光熙家屬的革命烈士證明書上,對于雷光熙犧牲時間地點原因卻是這樣寫的:“一九四五年在浙江作戰中犧牲。”

      最近幾年,雷美蓮經過多方尋找,總算弄清楚了爺爺的犧牲之謎,把爺爺“丟失”的3年時光找了回來。原來,雷光熙是在1944年2月11日浙江省寧波市余姚市梁弄鎮前方村戰斗中壯烈犧牲的。

      發現:雷光熙的犧牲時間不確定

      對于爺爺的革命歷程,雷美蓮一直都感到很光榮。

      她告訴記者,1934年雷光熙在黨的教育下,堅決投身革命,主動獻出家里所藏的三挺輕機槍、九支步槍、一支駁殼槍以及子彈、手榴彈數箱。隨后,黨在常太建立了一支能在當地穩扎穩打的武裝隊伍。這支游擊隊在閩中游擊區逐漸發展壯大,歷經了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雷光熙也在莆(莆田)仙(仙游)永(永泰)大地上經受了血與火的洗禮和考驗。1935年,在艱險的戰斗中,雷光熙逐漸成長為英勇善戰的軍事指揮員,并在槍林彈雨的考驗下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6年6月,閩中工農游擊隊整合為第二支隊,年僅19歲的雷光熙因為英勇善戰被任命為副支隊長。就任副支隊長后,雷光熙積極整編隊伍、加強訓練,提高了隊伍的戰斗力,打了多次勝仗。國民黨的《福建民報》《奮興報》《莆田日報》均稱閩中工農游擊隊為“雷光熙部”。可見雷光熙在當時的影響力。

      1937年6月,閩中工農游擊隊改編為中華人民抗日救國義勇軍第七路軍第一縱隊,為在閩中地區實現國共合作、共同抗日作準備,雷光熙任副司令員。1938年4月,楊采衡、雷光熙等人率閩中游擊隊北上抗日,在皖南入編新四軍軍部特務營第二連。雷光熙北上抗日后,有記錄的史料不多。楊采衡1985年寫于北京的回憶錄《閩中兒女在斗爭中的風貌——閩中游擊隊北上抗日后發展變化的概況》,提到雷光熙北上的一些事情。雷光熙到皖南后,先到軍部教導總隊第二大隊政治隊學習。在教導總隊結業后,擔任軍部警衛團某營教導員,在“皖南事變”中與該營營長率部多次抗擊頑軍的攻勢,后來突圍到江北指揮部。后來,組織上輸送一批干部(雷光熙在內)到蘇北鹽城,新四軍軍部派遣民船從長江下游駛到南京瓜州渡口時,被汪精衛的偽軍拘留,雷與同時被捕的數名軍政干部都被殺害于獄中。后來,黨史工作者在編寫雷光熙烈士傳時,根據楊采衡的回憶,判斷雷光熙被害的時間是1941年。

      所以,在雷美蓮的印象中,爺爺犧牲的時間是1941年,犧牲地點是在江蘇南京瓜洲渡口附近的監獄中。

      前些年,有一次雷美蓮帶筆者回莆田市常太鎮老家采訪叔公,也就是雷光熙的弟弟雷光烈。叔公回憶說,雷光熙應該不會是1941年犧牲,他1942年還曾給家里寫信。叔公的話讓雷美蓮有了疑惑。于是,她馬上找母親雷蘭治,要求看一看被母親珍藏起來的革命烈士證。母親拿給雷美蓮一張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于1983年9月1日發的革命烈士證明書,證明書上寫道,“雷光熙同志在抗日戰爭中壯烈犧牲,經批準為革命烈士,特發此證,以資褒揚”。而在證明書的左邊還有一個表格,寫著雷光熙的姓名、性別、出生時間、籍貫、生前所在單位及職務、參加革命時間、入黨時間、犧牲地點時間原因等內容。令雷美蓮驚訝的是,她發現革命烈士證明書“犧牲地點時間原因”一欄中寫著:一九四五年在浙江作戰中犧牲。

      雷美蓮腦中立即涌上兩個問題:爺爺到底是哪一年犧牲的?在哪里犧牲?一股渴望尋求真相的強烈愿望,催促著雷美蓮開始了持續多年的答案求解路。

      探訪:碑亭上刻著雷光熙的名字

      2015年開始,雷美蓮一有機會,就會坐在電腦前,到網絡上搜索與雷光熙有關的信息,希望能發現一些蛛絲馬跡。但是,收效甚微。

      有一次,她在網絡上發現一份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中隊(連)以上干部烈士英名錄,其中有點到一個人,名叫雷澤,原名雷光熙,來自福建,于1944年2月11日在浙江余姚前方戰斗中犧牲。這份名單讓雷美蓮大喜過望。她馬上與寧波市委黨史研究室聯系,希望得到幫助。很快,寧波市委黨史研究室給雷美蓮寄來了一本厚厚的書《烽火四明——浙東抗日根據地創建70周年紀念文集》。在書中,雷美蓮看到了與網絡上一樣的名單《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中隊(連)以上干部烈士英名錄》。書中還說,1945年10月1日《新浙東報》公布的烈士名單中,雷澤等人均在列。

      這本書,雷美蓮幾乎是一字一字地讀,看了好幾遍,她是不想錯過任何與爺爺有關的信息。可惜的是,基本上沒有與爺爺有關的內容。

      但是通過該書,以及借助網絡的搜索,雷美蓮掌握了不少有關前方村戰斗的資料。雷美蓮告訴記者,發生于1944年2月11日的前方村戰斗,非常慘烈。那天凌晨3時,浙東縱隊五支隊和警衛大隊等,向駐前方村一帶的田岫山部發起進攻,很快占領前方村的外圍陣地。天明后,頑軍突擊第一總隊趕來增援,五支隊腹背受敵,于中午撤出戰斗,轉移至十五岙。前方村一戰,浙東縱隊傷亡98人。2004年,浙江當地已在四明湖旁、桃花嶺前建造了前方村戰斗烈士紀念碑亭,以告慰犧牲的先烈。

      因此,雷美蓮期盼有機會能到前方村去看看爺爺。

      2016年5月,一次工作任務,剛好讓雷美蓮有了完成愿望的機會。當年,莆田市對大洋閩中支隊司令部紀念館進行改造提升,準備增加閩中游擊隊北上抗日的內容。莆田市委黨史研究室派雷美蓮帶隊,沿著當年閩中游擊隊北上抗日行走的路線,征集閩中游擊隊北上皖南加入新四軍參加抗日的有關史料、圖片等。雷美蓮帶著一行人共走了10個縣區,包括黃山區(原太平縣)、涇縣、無為等,走訪當地黨史部門,參觀當地新四軍紀念館,征集到了一些資料。對于雷美蓮來說,她最期待的是此行的最后一站,寧波余姚市。那里,應該是她爺爺犧牲的地方。

      在余姚市梁弄鎮,雷美蓮等人在余姚市史志辦同志的陪同下,參觀了浙東抗日根據地舊址、浙東革命根據地紀念館,梁弄四明水庫(前方戰斗舊址和烈士安葬之處,1958年因修建四明水庫而沉入水底),以及前方村戰斗烈士紀念碑亭等。在浙東革命根據地紀念館,雷美蓮看到關于“前方戰斗”展區的文字介紹中說道,前方戰斗雖予敵重大殺傷,但浙東縱隊亦傷亡五支一大教導員雷澤等98人。在前方村戰斗烈士紀念碑亭前,雷美蓮深深地鞠躬。特別是英烈亭中矗立著一塊刻著當年前方村戰斗犧牲的部分烈士名單的石碑,當看到排在第一位的烈士名字就是雷澤(雷光熙),雷美蓮忍不住撫摸石碑,淚溢眼眶,嘴里輕喊:“爺爺,孫女看您來了!”

      此行,讓雷美蓮更加相信,爺爺應該就是于1944年2月11日在浙江余姚前方村戰斗中犧牲。但是,作為嚴謹的黨史工作人員來說,她又不想就這樣草率下結論,頭腦中又浮現了多個疑問:誰能證明在前方村戰斗犧牲的雷澤就是她的爺爺?爺爺為什么會把名字改為雷澤?自1941年被捕入獄至1944年2月犧牲,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一些什么事?

      為此,她又開始了一番尋找。

      挖掘:因搶救通訊員而光榮犧牲

      就在雷美蓮返回莆田不久,有一個電話打過來,讓她十分驚喜。

      打來電話的是熱心人張曉頻。張曉頻現居浙江紹興,對浙東抗日有一定的研究,是革命后代,他父親也參加了前方村戰斗。聽說雷美蓮是雷澤的后代,馬上打電話說,可以幫助收集雷澤的材料。

      正苦于不知如何進一步尋找爺爺材料的雷美蓮聽了非常高興,馬上羅列了“在前方村犧牲的雷澤是不是就是莆田的雷光熙”“雷光熙出獄后的幾年中在哪里干革命”“雷光熙在前方村戰斗中是如何犧牲的”等幾個最想知道的問題,請張曉頻老師幫助解答。

      沒過多久,張曉頻聯系了上海新四軍研究會浙東浙南分會副會長王毅進等人,并發來了一份解答問題的答案,以及一些復印資料,讓雷美蓮對爺爺北上抗日的事情有了更多了解。另外,雷美蓮還在張曉頻的牽線下,與寧波新四軍研究會取得聯系,獲得了許多珍貴信息。

      雷光熙入獄前后的情況是怎樣的?這是雷美蓮最想知道的一個問題。張曉頻提供的一份曾先后任浙東軍分會、中共浙東區黨委、三北游擊司令部和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司令部參謀處文書與參謀葉清達手寫的文稿《失利的前方戰斗》,文稿中寫道:“雷澤同志原名雷光熙,福建人。據張新華同志告訴我,在反共頑固派一手制造的舉世聞名的‘皖南事變’時,他是新四軍軍部特務團三營政治委員,作戰中英勇頑強,后帶著部隊突圍到了長江以北的無為地區,后又調到蘇北的軍部工作時,中途不幸被捕。入獄后,是獄中黨支部委員,領導獄中同志與敵人斗爭,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不屈不撓的英勇氣概。”后來,雷光熙與其他獄友一道被組織營救出來。

      張曉頻還提供了一份寧波新四軍研究會會刊(2004年第3期)刊登的一篇文章《遺骨無覓 精神永存——前方村戰斗犧牲烈士紀念碑亭揭碑儀式側記》,文中寫道:“寧波新四軍研究會顧問、老紅軍張更生也80多歲高齡了,這次乘車翻山越嶺,途中吐了七八次,連

      黃膽水也吐了出來,他還是堅持參加了揭碑儀式。他說這次他最大的一個收獲是,發現烈士紀念碑后刻著的七位烈士姓名中第一位雷澤教導員,是他的老戰友,他終于找到了老戰友的下落了。”張更生老紅軍的話,也說明雷澤不是犧牲在監獄,而是犧牲在前方村。

      雷美蓮還想知道,雷光熙出獄后在哪里繼續革命?為此去信時任寧波新四軍研究會副會長、秘書長,現任顧問的王泰棟同志,進一步了解老紅軍張更生當時介紹的情況。王泰棟回信說:張更生同志三年游擊戰時曾給陳毅同志做過交通員,抗戰開始,隨陳毅同志參加新四軍,在鹽城新四軍軍部工作。2004年12月,在前方村戰斗烈士碑揭碑儀式上,他指著碑上刻的雷澤烈士名字說:“雷澤同志我認識,他當時在軍部工作。”另據王毅進副會長提供的資料顯示:1942年7月起,蘇北集中了華中局和一師選送到浙東來的領導干部……到1944年4月先后按黨、軍、政、文、財經、軍工等干部共計300多人,其中名單包括雷澤等。

      因此,可以推斷,雷澤出獄后到軍部工作,1942年被派到浙東參加抗戰。

      對于雷美蓮盼解的“雷光熙是如何犧牲”問題,葉清達手寫的文稿《失利的前方戰斗》中也有著答案,文中寫道:“在前方村戰斗中,更是表現了雷澤的無產階級的階級友愛,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在戰斗激烈進行的時候,通訊員在傳達大隊長的命令時負傷了,一貫十分關心和愛護戰士的雷澤同志,不顧自己的安危,在槍林彈雨中搶救通訊員時,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這段文字,記述了勇敢而有愛的雷澤,在戰斗中犧牲的全過程。

      隨著一個個問題得到解答,雷美蓮的心靈也受到了一次次的洗禮。她說,在熱心人的幫助下,總算把爺爺那“丟失”的3年時間給挖了出來。雖然還有許多待解的問題,包括“雷光熙為什么要把名字改成雷澤”等等,接下來,她將繼續跟進、繼續挖掘,并盡量系統地把雷光熙的事跡整理出來,把爺爺那“丟失”的3年時間給補齊、挖全,供后來者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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