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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莆田莊邊古窯址:海絲文化遺存 閃耀文明之光

      □范育斌

      愛國愛鄉是一種美德。長期以來,情系桑梓的陳志偉校友,大力宣傳莊邊家鄉風貌,展示民俗風情,彰顯豐厚文化,見證悠遠歷史,讓人感受莊邊魅力,其不遺余力,令人欽佩。前幾天,我又見其在微信上轉發《莊邊窯,見證莆田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一文,頗能發人遐思,引起諸多回憶,遂臨時起意,探幽家鄉古窯址。

      陶瓷是人類文明的象征。我在讀書時,當英語老師教我們英語時,我們知道在英文中“瓷器(china)”與中國(China)同為一詞時,讓我知道了中國是陶瓷的故鄉,瓷器是中國古代人民的一個重要的創造,是中國文明古國的標志。中國制造的瓷器之精美,讓西方人如癡如醉,也成為西方了解東方的第一張名片,并以瓷器稱呼中國,成為今古奇觀。

      如果說瓷是為人類文明的象征,那窯就是人類文明的搖藍。2017年曾報道常太鎮一村民挖掘到一批古代陶器和石矛,經初步認定,這是一處商周時期的古窯址,這也是莆田首次發現商周時期青銅時代的古窯址。[1]朱維幹教授認為,福建“幾何印紋硬陶……大約相當于商代晚期或西周初期。而這些幾何形的印紋陶器,在南方諸省和福建,幾乎絕大部分都和青銅器、原始青瓷共存,是商周以來相當發達而流傳很廣的文化遺物,也是福建文化的主體,遺存極為豐富。”[2]莆田常太鎮東青村侖仔山古窯址的發現以及據說早年在莊邊鎮前埔村溪南鷓鴣墩發現的陶瓷碎片,印證了朱維幹教授的論斷。可見數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就有古越先民在莆田生息居住,開始制造陶器,南朝時期的墓葬中已出土有青瓷器,說明莆田先民在這塊土地上早已撒下了文明的火花。

      誠然,說到陶瓷,讓我印象最深的是莆田莊邊鎮的古窯址。莊邊中學是我的母校。高中在母校讀書時曾參加學校建設體育場勞動,曾經親眼見過哪些山體堆滿的碎裂的陶片與瓷片在我們的施工中掩埋于操場之下。課余爬上學校的后山,陶瓷碎片亦隨處可見,我會拿著這些具有光澤的瓷片,在手中把玩,非但沒有一點違和感,還顯得妙趣橫生,別有看頭。有時,和幾位同學沿著瓦窯垅散步,西側是莆永公路,而東側是一條千年的古驛道,道路的石頭早已被行人踩磨得平滑光亮,路邊有一座平房,人們稱為“檔案館”,放眼望去那各種各樣的陶片和瓷片橫陳滿山。看到這些,我還聯想到本村(前埔村)南嶺漫山的陶瓷殘片,應當均屬此范圍。當時,懷著悠閑的心情走在古樸的石板路上,仿佛時光已經停滯,眼前所有的殘敗都留給了驚嘆與惋惜,很想去追溯古窯的歷史以及曾經的繁華,它從何時來?又到哪里去?這讓我陷入莫名的思索之中,但那時只能浮想聯翩。

      莆田莊邊的古窯址雖不是最久遠的,但它卻是目前莆田市發現的最大的古窯址。莊邊窯遺址位于莆田涵江區莊邊鎮徐洋村與莊邊村一帶的龍潭山、五斗山和碗林山以及前埔村的南嶺,可能還有更多。其窯址是在1958年修筑莆永公路時發現的,當時省文管會派專家進行過多次詳細調查,李輝柄專家是親自參與調查者之一,他寫道:“建國以來,在福建莆田縣境內發現了古代窯址多處,其中以莊邊和靈川兩處窯址較為重要。莊邊窯是在1958年修筑莆(田)永(泰)公路時發現的。福建省文管會曾派人進行過調查。1976年6月,筆者調查了莊邊窯。1979年6月又調查了靈川窯。莊邊窯址位于莆田縣城北約40公里的莊邊公社,遺物散布在莆永公路兩旁的徐州(注:徐洋的古稱)與碗林的小山坡上(圖一)。遺址范圍廣大,遺物豐富,是福建南部沿海地區所發現的較大瓷窯之一。”[3]隨后的1981年,位于莊邊的龍潭山、五斗山和碗林山等3座山丘被列為莆田縣文物保護單位。1986年以來,又曾多次開展古窯址調查或復查活動,對古窯址的分布及其遺跡遺物的狀況,具有更加全面和詳細的了解。同時,考察成果整理成論文發表,影響廣泛。[4]

      莊邊古窯址是莆田歷史文化名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古窯址作為大地上的文化遺存,其中隱藏著一個地方文明和精神的密碼。莊邊窯建于宋,興于宋元,延續幾百年。莊邊燒制瓷器,明弘治《興化府志》卷十二:“考宋志,興化縣徐州有青瓷窯,今廢。”進入宋代以后,福建的窯來得到比較全面的發展,莊邊窯是其中之一。莊邊窯主要生產青瓷,大致可分為印花、光素無紋和刻劃花以篦點紋的青瓷兩大類。前者多為灰青色釉,后者釉色中閃黃。制法以輪制為主,模制次之。其窯址分布廣,不僅有莊邊鎮所在地周邊的龍潭山、五斗山和碗林山,還有前埔村的南嶺等。其范圍約10萬多平方米,文化堆積厚度為2-6米;有的厚度達有2層樓高,層層疊疊,狀如小山,包含大量窯具與青瓷殘器,以此推測規模之大,產量之巨。別小看這些遺存,這是一個具有豐富信息量的文化母體,是指認這一方水土氣質的最好證據,是莆田先民創造燦爛古代文化的歷史見證,莆田也因此文脈流徽。

      古窯址遺物豐富。遺物最富當推瓦窯垅,這些裸露在外的陶片和瓷片以碗、盤、碟居多,還有杯、盅、瓶等,質量略顯粗糙而厚重,多呈灰色或灰白色,上釉的瓷層較薄,瑩亮透明,以青灰色為主。“器物有碗、盤、碟、杯、盅、執壺、爐、瓶等胎呈灰色、版白色、灰黃色釉層較薄,釉色以青灰為主,青綠、青黃次之,普遍飾半釉。部分碗、盤、碟為芒口,底為‘澀圈’。多采用刻劃花和印花工藝,紋樣有篦紋、篦電紋、蓮花、蓮瓣、菊花、菊瓣、牡卅、般魚、魚藻等。”[5]當地一些村民家里都收藏有這里出土的古瓷器,有碗、洗、盤、盅、罐、瓶、壺、高足杯、三足爐、雙耳洗等,大部分都是殘件,從這些收藏品中依然能看出它們的形制、線條與花紋。當時的制作的陶瓷品種多樣,豐富多彩,可見一斑。

      前幾年,在莆田市仙游縣游洋鎮新發現的一大型宋代窯址,因未做考古挖掘與人為破壞,所以整體保存較好。幾個山頭連綿分布著龍窯(可探到多個窯基),分布面積達10萬平方米。該窯址具有規模大、燒造種類豐富、器形多樣、制作水平較優、裝飾種類較多等特點。歷史上,因游洋鎮與莊邊鎮同屬興化縣,地理條件相似,互為鄰里,相隔不遠,游洋窯是否與莊邊窯屬同一窯群,還須進一步查證。但從莊邊鎮與游洋鎮古窯址發現如此龐大的陶瓷王國,說明宋代興化縣陶瓷制造業可以代表莆田市古代的制瓷水平,并對福建古代制瓷研究起到重要的作用。

      宋元時期,浙江龍泉窯青瓷和江西景德鎮青白瓷在中外有較高聲望,因此,浙江與江西的瓷窯對福建影響最大,成為瓷窯爭相模仿的對象。當時福建不少地方包括莆田都建立了瓷窯,并受其深刻的影響,有的瓷窯專燒青瓷,有的兼燒青白瓷。所以,福建瓷窯除“黑建”(水吉)、“白建”(德化)外,形成了龍泉窯青瓷與景德鎮青白瓷兩大系統。據考古調查,莆田的莊邊窯屬于龍泉窯系,而靈川窯屬青白瓷系,這兩處的產品都遠銷我國的南海諸島和亞非許多國家。

      在海上絲綢之路貿易活動的推動下,莊邊窯成為福建古代外銷瓷的一個重要基地應運而生。當時在莊邊燒制瓷器,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莊邊地處莆田內陸山區,與仙游縣、永泰縣三縣(區)交界,是莆田市西北部的交通中心。境內土壤類型主要有紅壤、黃壤、紫色土、水稻土等四種,其中蘊藏著豐富的瓷礦土資源。同時,窯址周圍不僅有置身廣袤山區取之不竭的森林木材,而且還有古窯址山上汩汩流淌的山澗清泉,為陶瓷業發展提供了極其有利的條件,是燒制瓷器的理想之地。宋元時期,莊邊陶瓷業迅速發展,窯群遍地開花,窯火沖牛斗,火神搏土神,能工巧匠日夜忙碌,趕制大量陶器,燒制出上乘瓷品,使莊邊成為獨具特色的火的藝術之鄉。窯火隱逸于林中,形似聚寶之盆,而這些鬼斧神工之手造就出來的瓷器,更有天地原初之感,具有強大的生命張力,成為遠銷海內外的熱門貨,融入了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活動。

      傳世珍品出民窯。莊邊窯所產的瓷器質量上乘,備受推崇。宋人喜素潔,遂成青瓷一統天下之局面。當時之青瓷雖精粗不一,然無不古色古香,極具玩味,上乘者堪以國寶視之。有行家評曰:“莊邊窯青瓷碟乃宋時之物,其釉色素雅,清幽靜謐之格調表露無遺,釉層之間散落零星斑點,然不似缺陷,更似點綴,反使瓷碟于寂然中更添一絲躍動。青瓷碟之造型樸實,其型近乎圓而略帶隨意,樸實之姿令人銷魂,恰似天心明月,圓滿朗然,直照人心,雖極簡無華,卻風情萬種,是多少藏品所不及。”觀覽其發掘的完整瓷器抑或是殘件與殘片,依然古意盎然,拙樸可親,儼然風雅,粲然可觀,可見作者評價恰如其分。

      “海島諸番互市開,珊瑚萬樹夜光杯。”莊邊古窯址見證了莆田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莊邊窯在地理位置上與涵江港最接近。涵江港開于宋朝,由于海上運輸的需要,“涵江木帆船運輸業盛于宋代,是時與浙江、江蘇、山東及長江沿岸江西、安徽等省各港口,均有貨運往來。”[6]涵江港輻射各方,至泉州96海里,至福州112海里。那時,莆田海灣商船百舸爭游,商船云集,穿梭往來,裝運陶瓷,人聲鼎沸,一派繁榮景象,遂使閩荒之地漸成富庶之郡。莊邊窯遺址,恰恰見證了當時的莆田海灣尤其是涵江港口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一處出發地。可以想見,晴好的宋元天氣,港灣里裝滿瓷器的船已經張開了帆,駛向南海的方向,和茫茫的天際,“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海濟滄海”,駛向亞非諸國歷史的深處……

      莆田莊邊窯因泉州港而繁榮。泉州港興于唐,到宋元時期鼎盛崛起,號稱“東方第一大港”,出現了“市井十洲人”、“漲海聲中萬國商”的盛況,那種海舶如蟻、商賈云集、珠寶雜陳的景象,一時蔚為奇觀。據宋人趙汝括《諸蕃志》,我國大多數瓷器要從泉州港不僅運銷到南海諸島,還遠銷亞非許多國家,其有印度支那半島、印度半島、印度尼西亞諸島、甚至到東非洲桑給巴海岸。宋元瓷器外銷的繁榮,元人汪大淵《島夷志略》詳細記載了我國出口瓷器和到達國家的情況。南宋謝履的《泉南歌》詩云:“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便是這一盛況的真實寫照。

      工匠來八方,器成天下走。宋初莆仙是泉州的屬縣,而莊邊窯有一條古驛道,在莆南的瀨溪橋和惠南的洛陽橋未建成之前,要經游洋至何嶺關,繞道仙游縣西鄉,越過晉江西門的朋山嶺至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泉州港,全程約200里之遙。這一條嶺路崎嶇曲折,路途遙遠,況且在宋初“閩故多盜”,非大宗產品,一般甚少走此道。而在瀨溪橋和洛陽橋建成之后,路程大為縮短,使莊邊窯生產的陶瓷可以經泉州港遠銷世界各地。“莆田市文管辦主任連金焰認為,宋元時,海上交通高度發展,莆田鄰近貿易繁榮的泉州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莊邊窯燒制規模大、時間長,以該窯為代表的莆田民間窯業生產,與海上貿易活動必然存在密切的聯系。”[7]許多證據表明,莊邊窯一同參與了泉州港海外的貿易活動。

      水下文物考古發現大批瓷器逐步揭開了莊邊古窯的神秘面紗。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臺灣考古工作者在澎湖列島發掘出土的宋元陶瓷標本數量多達一萬多件,其中發現一種灰白胎、底心陰印雙魚紋、有一周澀圈的碗與莊邊窯的印花折口盤相同;還有刻劃蓮花紋或幾何形線條的盌分別與莊邊窯的的Ⅰ、Ⅱ式斂口碗毫無二致。[4]1974年,廣東省博物館和海南行政區文化局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我國西沙群島進行了一次調查與發掘,其中發掘的陶瓷器中的雙耳洗等,與莊邊窯的標本相同。1958年在菲律賓八打雁、1968年在菲律賓內湖省出土的大批宋代陶瓷中,也有莊邊窯青瓷,這與《諸藩志》的記載大體相符。此外,日本鐮倉時代的許多遺址中出土的“珠光青瓷”,是一種淡褐黃釉色、劃花間以篦點紋的青瓷,與莊邊窯瓷器在造型、釉色與紋飾上極為相似。據考證,在南宋時期大量陶瓷輸往日本,因日本“茶湯之祖”珠光嗜好其中的一種茶碗而故名,大概是“買得彩紋杯盞去,從今茶飯有精神”的緣故吧。2007年,中國國家博物館水下考古中心在我省尤其在莆田開展了一系列水下考古工作,不僅發現一批水下文化遺存,還出土大批陶瓷器標本。這些發現的豐富的水下文物,這也證實了莆田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

      俗語說,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莊邊窯因海絲之路而興盛,也因明朝海禁而沒落。明朝海禁是十四世紀時明朝政府對海事理行的一系列限制政策的統稱。明朝海禁的主要對象是商業(商禁),禁止中國人赴海外經商,也限制外國商人到中國進行貿易(進貢除外)。據歷史記載:洪武廿七年,以海外諸國多詐,絕其往來,惟琉球、真臘、暹羅許入貢。又以私下諸番貿易香貨者,會勾引蠻夷為盜,乃厲行通番之禁,寸板不許下海,禁止老百姓私自出海。若有犯海禁者,正犯處極刑,家屬戍邊。[8]明代統治者的短視,推行的貢舶貿易制度和閉關政策,實行嚴酷的海禁,這大大阻礙了中外的通商貿易,于是泉州這個曾經聞名世界的大港口從此一蹶不振,莆田的港口也走向衰落。因海絲之路而興的莊邊窯冷了,青瓷的生產斷了,火光沖天的爐窯從此歸于沉寂。而今那些殘存的古窯址,漸漸成了夕陽西下的沉默廢墟。還有遺憾的是,前埔村南嶺那個古窯址隨著2007年向莆鐵路的開工建設,將永遠地靜靜躺在地下,永無出頭之日,曾經的繁華,只好留給后人欷歔憑吊。

      “素瓷傳靜夜,芳氣滿庭軒。”莆田莊邊古窯址作為海絲文化的遺存,不僅是海絲輝煌歷史的注腳,更是莆田文脈流徽的標志。那此裸露殘存透著光澤帶著美麗花紋的碎片,既映現著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衰更替,又折射出莆田那個時代的光輝,我們何止只是敬重它,更重要的是要保護它。可喜的的,2015年莊邊古窯址被列入莆田市第五批文物保護單位,使它的文明之光閃耀在美麗的天空,朗照人間,交相輝映著絢麗多彩的江山。

      參考文獻:

      [1]劉永福。莆田首次發現青銅時代古窯址,湄洲日報,2017年2月24日。

      [2朱維幹。福建史稿[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6:10.

      [3]李輝柄。莆田窯址初探[J],文物,1979,12.

      [4]柯鳳梅,陳豪。福建莆田古窯址[J],考古,1995,7.

      [5]許紹銀,許可。中國陶瓷辭典,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495.

      [6]涵江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涵江區志,方志出版社出版,1997:163.

      [7]陳盛鐘。莆田涵江區莊邊窯:宋代外銷的熱門貨,東南網,2015-08-28.

      [8]明·王圻。續文獻通考[M],卷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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